丘逢甲(1864-1912),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志士、伟大的爱国诗人、卓越的教育家。祖籍广东蕉岭。名秉渊,字仙根、吉甫,号蛰仙、仲阏、华严子。辛亥革命后,更慕博浪椎击秦义士,改号“仓海”,学者称他为“仓海先生”。诗文中常自署“南武山人”、“东海遗民”、“台湾遗民”等。

  清同治三年(1864)十二月二十六日,丘逢甲诞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李氏家塾(其父龙章先生执教处)。逢甲于25岁(1888)应福州乡试中举人,次年正月,赴京会试中进士。他深感清王朝腐败无能,无意仕途,不如“专意养士讲学,或为民间仗义兴革,反有意义”。遂于光绪帝接见后,旋告假归台省亲。次年,即开始走上教育生涯,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;同时在新竹县五峰乡创山庄书院,继而任台南府罗山书院、嘉义府崇文书院主讲。

  丘逢甲于1895年内渡大陆,在粤东潮汕、嘉应地区乃至闽西一带致力于兴学育才,数年间取得了显著成效,成为岭南颇有名气的教育家。1906年夏,两广总督岑春煊特聘他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及“广府中学堂”和“商业学校”两校的监督(校长)。从此,著名教育家丘逢甲在广州度过了他最后的峥嵘岁月。1908年11月6日广东省教育会成立,他又被公推为该会会长。1909年,又受聘为两广学务公所议绅及两广方言学堂监督,仍兼任广府中学堂监督和两广学务公所议绅。

  广府中学是当时广州最为古老的一所中学(其时所谓公立是指以地方公款设立的学校而言),其校址在北司后街(今越华路)越华书院故址。丘逢甲接任校长后,即聘请同盟会员丘科友(蕉岭县人)、王狮贤(梅县人),林鲁传(平远人)等人为监学。

  1909年间,广州两广方言学堂监督隗文云无理撤换教员而引发了学潮。后来隗某虽被撤职,而当局却仍“拟将各班班长及代表革除或记过,以儆效尤”。这时,新任该校监督(校长)的丘逢甲乃主持公正,强调“监督既撤换,则学生不应惩办”。终于使学生获胜,学校得以照常上课。

  丘逢甲极其重视教学内容的革新。他主张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;中学为纲,西学为目”。他也很重视学风和校风的培养。如1909年,身为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的丘逢甲,聘请革命党人朱执信任学监并且负责主讲西洋史课程,还聘请同盟会员邹鲁担任国际公法、经济学和财政学课程的主讲工作。学校面貌为之焕然一新。丘逢甲一方面重视学生学好“国学”,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光辉灿烂文化;另一方面,他同时积极提倡学习“西方国家有用之学”。这正如他自己所写:“诗无古今真为贵,学有中西乃贯通”。显然,只有把中西文化结合在一起,切实做到“洋为中用,古为今用”,才能广见闻,开才智,长能力,更好地服务于振兴中华的大业。

  丘逢甲十分重视学生往国外留学,他常鼓励青年学生出国学习。我国封建统治者自诩为中央之国,徒知坐井观天,只图夜郎自大、闭关自守。丘逢甲在总结富国强民的经验中发现,无视外国的先进科技文化,乃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如他认为“各国教育设施,迥非吾国所能企及也”。又曾指出:“日本,吾国仇也。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,由学术胜耳。欲复仇而不求其学,何济?”为此,他大力鼓励青年学生出国留学。据1903年统计,经他鼓励和支持往日本留学的岭东学生“达数十人”。同时,他很重视外语的教学,认为西文乃学习外国科技知识的工具,决非可学可不学,而是非学好不可的。他同时主张,为尽速通晓日本维新之道和西方学术,则宜先行学好日文。因为“西文非十年不能通,而东文则一年可成就。学西文非由幼年始不能成,学东文则中年以后皆可行事。而西人有用之书,东人学译之。是能读东文不啻能读西文也。”而且,“西学之条目繁,时乎已迫。求其速效,不能不先借径东文”。在百多年前盲目闭关自守的社会里,丘逢甲能如此独具慧眼,对外语的重要性和学习先后的问题作出这样精辟之论述,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  丘逢甲把振兴国家、复土雪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。在他看来,“义勇青年,国之元气也。兴国革新,有赖于斯”。丘逢甲一贯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民族思想和爱国感情之培养和灌输。他常以新思想激发学生爱国感情,特别是于1895年内渡大陆后,他强烈怀念故土,几乎“夜夜梦台湾”。而且常以收复台湾、洗雪国耻以勖勉年青一代。如据其三子丘琮回忆说,当他步入18岁那年(1911年),在广州工作的丘逢甲照例返乡度春节,特给他“命字(原名琮,命字为‘念台’——笔者注),因训曰:台湾同胞四百万,尚奴于倭,吾家兄弟子孙当永念仇耻,勿忘恢复。”

  丘逢甲对时局和国事认识,不断随革命潮流而前进不息。他对康有为、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极感痛惜,但后来不赞同康有为保皇派主张。如1906年冬,身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和广府中学堂监督的丘逢甲,抵嘉应(梅县)务本学堂(今梅州中学)担任监考工作时,曾对该校监督说:“至保皇党之说,非不稳健,但时机已过,人心已去清室。康有为无能为矣”。